自贡建市是抗战初期的1938年，当时自流井和贡井的盐业发展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自贡因盐设市，下设9个区。自流井设3个区、贡井设3个区、大安也设了3个区。贡井的3个区分别为三区、四区、五区。区长分别是黄国初、罗从修、黄维清。其管辖的范围分别是三区黄国初管筱溪和长土，四区罗从修管老贡井的九坝十三街，五区黄维清管艾叶以及秀才坡。
自贡设市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百废待兴，资金缺乏。设区也一样，区府设立以后，条件十分简陋。四区的办公地点是利用陈家祠堂旁边的衙门旧址。五区区府也设在街边的一个旧民房内，一间小办公室为黄维清的区长办公室，外边一间大的办公室为八个职员公用。还有两间小房间是十多个区丁（当兵的保安）住地。值得一提的是，八个职员和十多个区丁有薪水，但是薪水不高，由市政府直接划拨。唯独区长没有薪水。按照有些老年人的说法，区长是有名无利。市里每月只给区长补助两个人的“舆马费”，作为区长出行使用。各个区下面还管辖有若干个保。比如五区就下辖十七个保，最远的一个保是在秀才坡。当时只有小路，最多是赶场大路。没有公路、更没有车，区长下去也往往是步行，如果坐轿得区长自己掏钱，到市里开会办事也要走二十里路，不管乘车还是坐轿，都得区长自己掏钱。因此补助的“舆马费”是完全不够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听说“公车私用”。区长还兼任区党部书记，当书记更是任何补助都没有，实行的是义务制。区长虽然有一点“舆马费”但还是垫钱的时候多。比如，接待来客，烟茶小费要垫钱。甘吉丕市长的前任赵市长来五区视察，也是黄维清在家里办的招待，当然是自己掏钱。贡井三个区长之间在工作上经常有来往，区长之间交往是实行“吃转转会”，轮流办招待，几乎每月一次。至于保长们来区开会，是开完会就走，除了开会时摆上烟茶以外，是从不招待吃饭的。整个区府可以说不存在公款吃喝。
也许你会说，当区长的一定有其它办法，“堤内损失堤外补”嘛。其实不然，当时区长没有管收税收费，也没有工程承包。五区区长黄维清管辖的就是艾叶老街及周边农村。而艾叶老街是几十年如一日，都是民房，民房装修是市民个人行为，政府根本没有工程可言。农村就更不用说了。至于企业就只有盐厂了。而盐厂又都是盐商自行管理，上边由盐务局调控。无须和区长发生什么经济上的瓜葛，更谈不上行贿受贿，区府真可谓是清水衙门。在现在的一些人看来，既然当这个区长既无薪水又无“灰色收入”，那么，当这个区长图个啥？好在市里任命的区长时，都选的是盐商大户家的能干人，这些人干得起事、垫得起钱。他们只看重家风名声。以五区黄维清为例，他的父亲黄云枢是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旨训在思想上扎下了根。鉴于国家内忧外患，战乱不断，他主张后人处事要“和为贵”。同时，要“克己奉公”。这也许就是区长黄维清所看重的家风。
如果说，克己奉公是为官之道，它可以涉及两个方面，克己可以廉政，奉公可能勤政。再说区长黄维清，他所为的几件事情值得点赞。抗战期间，日本飞机来贡井扔下了多枚炸弹，硝烟漫西场，艾叶街上的市民也人心惶惶。为了防空，区长黄维清亲自组织区府全体人员和老百姓八方勘察，最后把艾叶的“蛮子洞”从荒草丛中整理出来作防空洞，给了老百姓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只要防空警报一响，艾叶街上的人们就赶快跑到“蛮子洞”躲起来。很有安全感，受到老百姓赞许。抗战胜利了，艾叶五区的民众欢喜若狂。区长黄维清专门装饰了一台彩车，让艾叶的民众代表乘车去贡井参加庆祝胜利大游行，沿途鞭炮齐鸣，热闹非凡，喜气冲天。
艾叶的古佛寺小学，曾经因路滑而淹死过学生。区长黄维清下决心改造古佛寺小学。自己带头捐资。将集资款全部用来改造，不仅修了石板路，还修了一排平房做教室。改善了办学条件，发展了地方教育，受到家长们欢迎。
克己奉公还必须敢于担当。有一件敢于担当的事，是千方百计保护革命干部李筱亭。李筱亭是老同盟会会员，曾经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在自贡给孙中山先生当过秘书的人有四个，他们是：吴玉章、雷铁涯、曹笃、李筱亭。李筱亭名列其中。抗战期间李筱亭在江油县当县长，由于他作风民主，思想激进，同情共产党，受到省长王凌基的打压，到最后甚至追杀。无奈之下，李筱亭辗转逃回贡井。李筱亭的好友林悦葱把他引荐给黄维清，因为林悦葱十分清楚，黄维清正在当区长并兼任区党部书记，国民党的人还不敢找他的麻烦，让李筱亭潜伏在黄家最安全。还有一个原因是黄维清的父亲黄云枢也是老同盟会会员，有同志加兄弟之情感，黄家理当援手相救。但是，李筱亭身材高大，八字胡、长布衫，目标很大。以什么身份潜伏才好呢？经共同商定，决定以教书先生的名义安顿下来最好。于是在大码头的黄家办起了私塾学堂。李筱亭改名姓彭，人称彭先生。彭先生知识渊博，教书教得好，什么四书五经也好，古诗也好，讲得头头是道。不久，附近的一些人家慕名而来求教。人多口杂，这时黄家反而感到不安全，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省里，即使是黄家在国民党内有一定背景，也是低档不住的。后来黄维清又把李筱亭安排到土地河的班竹林回避了一段时间，最后才经大盐商罗斯佛引荐在旭水河下游的五皇庙续办私塾学堂，李筱亭在五皇庙教了较长时间的书。就这样，李筱亭在黄维清千方百计的保护下，在贡井三年多的时间里安全的潜伏下来，没有出半点偏差。雨过天晴，后李筱亭被组织安排去重庆当了中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李筱亭再被调任四川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不久当选为四川省副省长。多年以后，李筱亭对黄维清的保护一直十分感谢，还把黄维清的小儿子黄友庚送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部队军政大学就读，培养成了一名外语教师。
克己奉公随时都需要担当。内战时期，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贡井的三个区长在“吃转转会”的时候共同商定，不让军队在这三个区抓壮丁。他们联络了西场盐商联合办事处（简称场联处），以确保盐业生产，支援抗战前线的名义，拒绝在盐场抓壮丁。场联处与军方斡旋的结果，是盐商们凑了一些钱，把抓壮丁的份子钱买下来，军方才没有在贡井抓壮丁。
当国民党军在大路寿终正寝，自贡市即将解放的时候，贡井的三个区长在“吃转转会”的时候又做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选择，就是参加甘吉丕市长组织的和平起义。在甘市长的组织下，贡井的三个区长按照解放军军代表的部署，在天禄堂集体办公，活动了一段时间，把相关资料整理好，原原本本的移交给了新政府。完成了一项最后的历史使命。
时过境迁，三个区长后来在政治上虽然受到冲击，但是党和政府还是给他们平了反，因为他们积极参加甘吉丕市长组织的和平起义，是对革命有功的。四区区长罗从修还被新政权吸收为人民政协委员，去世后自流井区政府还贴出讣告，特别指出他曾经参加过和平起义。
三个区长都不在人世了，但是区府当年的一些廉政为民，克己奉公的故事还流传至今。
